五月十八日，新安朱熹谨再拜裁书，复于知丞学士执事：熹少而鲁钝，百事不及人，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，而求之不得其要。晚亲有道，粗得其绪馀之一二，方幸有所向而为之焉，则又未及卒业而遽有山颓梁坏之叹，伥伥然如瞽之无目，擿埴索途终日而莫知所适，以是窃有意于朋友之助。顾以鄙朴穷陋，既不获交天下之英俊以资其所长；而天下之士其聪明博达足以自立者，又往往流于词章记诵之习，少复留意于此。熹所以趑趄于世，求辅仁之益，所得不过一二人而已。间者窃闻执事家学渊源之正，而才资敏锐，绝出等夷，其深造默识，固有超然非诵说见闻之所及也，而其口讲心潜，躬行力践，已非一日之积，是以尝欲一见执事而有谒焉。听于下风，又闻执事盖尝过听游谈之误，怜其愿学之久而未始有闻，且将引而寘之交游之末，使得薰沐道谊之馀以自警饬，以此尤欲及时早遂此愿。而贫病之故，不能赢粮数舍，求就正之益，以慰夙心而承厚意；自惟薄陋，声迹本疏，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书以烦隶人，而为异日承教之渐。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，而且愧且恨亦未尝不一日往来于心也。不谓执事不鄙其愚，一日惠然辱贶以书。意者高明抱道独立，亦病夫世之末学外骛不可告语，于是有取乎熹之钝愚静退，以为臭味之或同，而不尽责其馀耳。至于词旨奥博，反复通贯，三复竦然，有以仰见所存之妙。窃不自胜其振厉踊跃，以为虽未获瞻望于前，而亦无以异于亲承指诲也。惟其称道太过，责望太深，乃熹所欲请于左右者，而怠缓不敏，反为执事所先，此则不能不以为愧。然道之在天下，天地古今而已矣。其是非可否之不齐，决于公而已矣。然则熹之所望于执事而执事之所以责于熹者，又岂有彼此先后之间哉！继自今以往，执事有以见教而熹有以求教，愿悉屏去形迹之私，商订辨析，务以求合乎至当之归，庶几有以致广大，尽精微而不滞于一偏之见，则熹之幸也，执事之赐也。其它未暇一二，姑先以此为谢，复属伯崇转致，不审高明以为如何？暑雨烦郁，伏惟承颜尽欢，尊候神相万福。熹杜门奉亲，日益孤陋，向风引领，不任驰情。承许秋凉见过，何幸如之，而非所敢望也。未间，更冀以时为道，千万自爱，进为时用，以张斯文，慰山野之望。幸甚！

德明自得赐诲，日夕不去手，䌷绎玩味，未能尽究，亦尝随所知而为之说。盖天人无二理，本末无二致。尽人道即天道亦尽，得于末则本亦未离。虽谓之圣人，亦曰人伦之至而已。佛氏离人而言天，岐本末而有所择，四端五常之有于性者，以为理障；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所不能无者，以为缘合；甚则以天地、阴阳、人物为幻化，未尝或过而问焉，而直语太虚之性。夫天下无二理，岂有天人本末辄生取舍而可以为道乎？夫其所见如此，则亦偏小而不全矣。岂所谓彻上彻下，一以贯之之学哉？圣门下学而上达，由洒扫、应对、进退而往，虽饮食男女，无所不用其敬。盖君子之道费而隐，费即日用也，隐即天理也。即日用而有天理，则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之间，应对、酬酢、食息、视听之顷，无一而非理者，亦无一之可紊。一有所紊，天理丧矣。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敬。由是而操之固、习之熟，则隐显混融，内外合一而道在我矣。佛者乌足以语是哉！佛氏之所谓悟，亦瞥见端倪而已。天理人心，实然而不可易者，则未尝见也。其所谓修，亦摄心寂坐而已。弃人伦、灭天理，未见其有得也。此先生所以谓其卒不近也。喜怒哀乐之未发，即寂然不动者是也。即此为天地之心，即此为天地之本。天下无二本，故乾坤变化，万类纷揉，无不由是而出；而形形生生，各有天性，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。得其灵而为人，而于四者之际渊然而虚静，若不可以名言者。而子思以其无所偏倚而谓之中，孟子以其纯粹而谓之善，夫子即谓生生之体而言之以仁，名不同而体一，亦未尝离于日用之间。此先生所以谓其分明不待寻究者也。某昔者读纷然不一之书而不得其要领，泛观乎天地阴阳、人物鬼神而不能一，在迩求远，未免有极力寻究之过。亦尝闻于龟山先生之说曰：「未言尽心，先须理会心是何物。若体得了然分明，然后可以言尽」。某前日之说，正坐是也。然道无须臾可离，日用昭昭，奚俟于寻究？此先生所为丁宁开喻，某敢不敬承。至于鉴影之惑，非先生之教几殆也。某昔者閒居默坐，见夫所谓充周而洞达者，万物在其中，各各呈露，遂以鉴影之譬为近，故推之而为鸢鱼之说，窃以为似之。先生以太虚万象而辟其失，某读之久，始大悟其非。若尔，则鸢鱼吾性分为二物矣。详究先生之意，盖鸢鱼之生，必有所以为鸢鱼者，此道体之所在也。其飞其跃，岂鸢鱼之私？盖天理发越而不可已也。勿忘勿助长之间，天理流行，无纤毫之私，正类是。此明道先生所以谓之同。某鄙见如此，未知合于先生之意否乎？其它死生鬼神之说，须俟面求教诲。

来喻一一皆契鄙怀，足见精敏，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谬也。其间尚一二未合，亦非大故。属此客中冗冗，未及一二条对。更愿益加辨学之功，所见当渐真实也。

人杰昨答伯丰书云：「示及浩气说，所谓『浩然之气，集义所生，既与道义浑然而无间，然道义则实助之，以达其用。是气虽生于集，而其充也却能为道义之助』，此数语发明《集注》之说甚佳。子约以为未安，乃是大纲上看得不分明。但上蔡语子约辨之似当然。上蔡本因孟子乡为今为之言而生血气盛衰之论，则上蔡之论亦未可专以为非也」。观子约之论，诚可见其用功实处。但鄙见窃谓界分有未甚明，故其辨论多疵病。不审先生以为如何？

子约之病，乃宾主不明，非界分不明也。不知论集义所生则义为主，论配义与道则气为主，一向都欲以义为主，故失之。若如其言，则孟子数语之中两句已相复矣，天下岂有如此絮底圣贤耶？子约见得道理大段支离，又且固执己见，不能虚心择善，所论不同处极多，不但此一义也。伯丰说得极分明，朋友间极不易得，因来喻及此，为之感叹不能已。然子约之老成质实，今尤难得，但恨未有道理唤得它醒耳。

人杰昨得伯丰书云：「必大向以鸢鱼之说请益于紫阳，尚未得报。近得直卿书，与鄙见合。试商榷之，却以见教」。直卿书云：「浴沂一章，终是看不出。喟然而叹，夫子与点之意深矣。《集注》云：『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，曾晰有见于此，故欲乐此以终身』。如此却是乐此天理之流行，而于本文曾晰意旨恐不相似。干窃意恐须是如此，天理方流行，中心斯须不和不乐，则与道不相似，而计较系恋之私入之矣。夫子无意必固我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，政是此意，直是与天地相似。《易》曰『贞吉悔亡，憧憧往来，朋从尔思』，夫子传之曰『天下何思何虑』？圣人岂教人如死灰槁木，旷荡其心，徜徉其志也哉？张子曰：『湛一性之本，攻取气之欲。物各付物而无一毫计较系恋之私，则致广大而极高明，虽尧舜事业，亦不能一毫加益于此矣』。后来邵康节先生全是见得此意思，明道先生诗中亦多此意。此是一大节目，望详以见教」。人杰窃谓浴沂一章《集注》甚分明，无可疑者。其说曰：「曾点之学，有以见夫天理本然之全体无时而不发见于日用之间，故其胸中洒落，无所滞碍，而动静之际从容如此。及其言志，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，无他作为之念也」。乃是曾点见得天理之发见，故欲乐此以终身。今直卿所云，固是道理高处，然其本意却谓须是如此，天理方流行，则是先有曾点之所乐，方得天理之流行也。人杰窃恐全体大用未能瞭然于心目间，而欲遽求曾点之所乐，则夫事物未接之时，此心平静，胸中之乐固或有时而发见。然本根不立，凭虚亡实，亦易至消铄矣。盖与《集注》之意未免有差也。伯丰所见与之相合，鄙意却未敢以为然。伏乞赐教。

《集注》诚有病语，中间尝改定，亦未惬意。今复改数句，似颇无病，试更详之。直卿之说，却是做工夫底事，非曾点所以答「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」之问也。况论实做工夫，又却只是操之而存是要的处，不在如此旷荡茫洋无收接处也。甘节吉甫亦来问此事，并以示之。曾点之学，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浑然，日用之间随处发见，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。而其言志，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，适其所履之常，而天下之乐无以加焉。用之而行，则虽尧舜事业亦不外此，不待更有所为也。但夷考其行，或不掩焉，故不免为狂士。然其视三子者规规于事为之末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所以夫子叹息而深许之。

示喻所以取舍于前日之论者甚悉。率尔之言，固不能保其无病，然道体规模、功夫节目只是一理，是则俱是，非则俱非，不容作两种商量，去彼取此也。暇日平心定气，试一思之，或有以变化气质而救一偏之弊，则于成己成物之际未必无小补耳。

休宁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书来曰：「休宁之为邑，虽有难治之名，而吾之为之已再岁矣。始也不能不以人言为虑，中乃意其不然，而今则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。盖其封域实鄣山之左麓，而浙江出焉，山峭厉而水清激，故禀其气、食其土以有生者，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。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，而尤以不义为羞。故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。苟吾之所为者出于公论之所是，则虽或拂于其私，而卒不敢以为非也。以是吾之始至，盖不能无不悦者，而今则驩然无与为异。吾尝困于事之不胜其繁，而今则廓然无事之可为也。吾将更葺厅事之东，参采宾佐属咏之什，而榜之以『新安道院』。子能为我记之，则后之君子益知所以为治，而无吾始者之虑矣」。予惟汝玉之为此，可以见其政之成、民之服而官曹之无事矣，然道之得名，正以人所共由之路，而非无事之谓也。夫以汝玉之始至，坐于堂皇之上，则左簿书，右法律，日夜苦心劳力而不得休。其或少暇，则又不免冲寒风、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。凡所以劝民之善而惩其恶，兴民之利而除其害者，非有道以行之，则何以致今日之无事哉？顾其名此，乃若专取乎今日之无事，而反序前日之廑事为非道，其无乃出于老子、浮屠之谓而汝玉未之思耶？抑尝计之，天下之事虽有动静劳逸之殊，而所谓道者，则无彼此精粗之间。汝玉之学固有以知此矣，彼其所以喜于政成之无事而不避异学之淫名，岂非朝夕之间犹欲从容于此，以深思前日之已行，而益求其所未至，而卒以究夫无彼此精粗之间者，而大发于功名事业之间乎？予故邦人，且汝玉予旧也，乐其意，为书本末以示来者，使于此邦之俗、贤宰之志尚有考云。淳熙戊申八月甲申，朱熹记。

某惊蛰前乘晴登山，寻复积雨，二十四日少霁，始得一访风练飞雪之状。方念不得与贤昆仲共之，是晚来书适至，喜可知也。去非从善，勇决如此，沛然之壮，在胸中矣，又何以观瀑为哉？狂圣之相去远矣，而罔念、克念之端，顷刻而分，人心之危，岂不甚可畏哉？有虞之朝，克艰之说，从逆之戒，伯禹进之；警戒无虞之说，逸乐怠荒之戒，伯益又进之。明明穆穆，聚精会神，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。若已汩于利欲，蔽于异端，逞志遂非，往而不反，虽复鸡鸣而起，夜分乃寐，其为害益深，而去道愈远矣，奚足以言此哉？今然道方耻利欲之习，知异端之非，愿益致扩充之功，则吾道幸甚。

兹阅来书，知此志不替有加。夫道一而已，相去千里，相后千岁者，犹若合符节，况其近者乎？然古人所以汲汲于师友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辩之者，深惧此道不明耳。于其大端大旨，知其邪正是非，形有相近而实有相远，则知精微之处亦犹是也。夫子十五而志学，则既得其端绪矣，然必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后曰知天命。及其老也，犹曰我学不厌。今学者诚知端绪，则亹亹翼翼，自致日新之效者，其能自已乎？秋凉过我，当究是言。时事第可永叹，良难言也！王参恐未至如传者之言，回书不见情实，此其常态。其所以不如古人者，盖在于此。然道之言可谓切中其病矣。

所录诸书已逐一点对。末后复赵然道书甚多脱误，可子细将所录本添改，庶可读也。书字画甚无法度，如「傅」字须向上着一点，不着点便成「传」字。古刻「传」字，「专」中不着「厶」字，但以不着点与傅字为别。所录书，其前尚稍可看，向后数篇甚刺人眼。结字既不端正，画之长短皆颠倒失宜。向来盖尝说及此等处，何为都不省记？来书辞语病痛极多，读之甚不满人意。用助字不当律令，尤为缺典。老夫平时最检点后生言辞，书尺文字，要令入规矩。如吾儿持之，甚懒读书，绝不曾作文，然观其不得已书尺与为场屋之文，其助字未尝有病。造语亦劲健，不至冗长，此亦是稍闻老夫平日语故能然。且今观吾子之文，乃如未尝登吾门者，即此便可自省。安详沉静，心神自应日灵，轻浮驰骛则自难省觉。心灵则事事有长进，不自省觉，即所为动皆乖缪，适足以贻羞取诮而已。

皇极之建，彝伦之叙，反是则非，终古不易。是极是彝，根乎人心，而塞乎天地。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；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。是非之致，其可诬哉！虽然，苗民之弗用灵，当尧之时则然矣。逮舜受终，而未有格心，乃窜之于三危。又数十载，而禹始受命，爰有徂征之师。夫以尧、舜之圣，相继而临天下，可谓盛矣。《箫韶》九成，凤凰来仪，而蠢兹有苗，侮慢自若。不要诸舞干七旬之后，而论于其不恭自贤之日，则违应之理，殆无證于此矣。周自后稷积仁修德，其来远矣，武王缵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以有天下，而商之顽民，乃至三世而弗化。天之所以与人者，岂独缺于是乎？苗顽之于唐、虞，商顽之于成周，可诿曰寡。乡原，夫子所恶也，而人皆悦之。杨、墨，孟子所辟也，而言者归之。夫子受徒久矣，而颜渊独为好学。其后无疑于夫子之道者，仅有曾子。夫子没，而子夏、子游、子张乃欲强之以事有若。自夫子不能喻之于其徒，曾子不能喻之于其友，则道之所存亦孤矣。呜乎！是非之决，于其明，不于其暗，众寡非所决也。苗民之未格，商民之未化，乡原之未知其非，杨、墨之未归于儒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张之徒，未能克己而复礼，彼其私说诐论可胜听哉？揆之至理，则是所谓不善者也，是所谓不明者也，是其所以为非者也。苗民之格，商民之化，乡原而知其非，杨、墨而归于儒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张之徒，一日克己而复礼，则是非之辨判然明矣。是理之在天下无间然也，然非先知先觉为之开导，则人固未免于暗。故惟至明而后可以言理，学未至于明而臆决天下之是非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纯乎其善，纯乎其不善，夫人而能知之也。人非至圣至愚，时非至泰至否，固有所不纯。有所不纯，则其大小、本末、轻重、多寡、表里、隐显、始卒、久近、剧易、幸不幸之变，非至明谁能辨之？有善于此，至大至重，宜在所师，宜在所尊，而以其有不善焉，而其善不遂，其事不济，举世莫辨，而反以为非，反以为惩，岂不甚可叹哉？

念虑之正不正，在顷刻之间。念虑之不正者，顷刻而知之，即可以正。念虑之正者，顷刻而失之，即是不正。此事皆在其心。《书》曰：「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」。然心念之过，有可以形迹指者，有不可以形迹指者。今人有慢侮人之心，则有慢侮之容，慢侮之色，慢侮之言，此可以形迹指者也。又有慢侮人之心，而伪为恭敬，容色言语反若庄重，此则不可以形迹指者也。深情厚貌，色厉而内荏者是也。可以形迹指者，其浅者也。不可以形迹指者，其深者也。必以形迹观人，则不足以知人。必以形迹绳人，则不足以救人。非惟念虑之不正者，有著于形迹，有不著于形迹，虽念虑之正者，亦有著有不著；亦有事理之变而不可以形迹观者；亦有善不善杂出者。如比干之忠则可见，如箕子佯狂，微子适周，不可谓之不忠。如曾子之孝则可见，如舜不告而娶，不可谓之不孝。此是事理之变，而不可以形迹观者。如匡章之得罪于其父，乃在于责善，此是善不善杂出者。通国皆称不孝，则便见匡章不得。孟子乃见得他善不善处分明，故与之游，又从而礼貌之。常人不能知此等处，又未足论。世固有两贤相值而不相知者，亦是此处，如老泉之于王临川，东坡之于伊川先生是也。

尧、舜、文王、孔子四圣人，圣之盛者也。二典之形容尧、舜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形容文王，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之形容孔子，辞各不同。诚使圣人者并时而生，同堂而学，同朝而用，其气禀德性，所造所养，亦岂能尽同？至其同者，则禹、益、汤、武亦同也。夫子之门，惟颜、曾得其传。以颜子之贤，夫子犹曰「未见其止」，孟子曰「具体而微」。曾子则又不敢望颜子。然颜、曾之道固与圣人同也。非特颜、曾与圣人同，虽其他门弟子亦固有与圣人同者。不独当时之门弟子，虽后世之贤，固有与圣人同者。非独士大夫之明有与圣人同者，虽田亩之人，良心之不泯，发见于事亲从兄、应事接物之际，亦固有与圣人同者。指其同者而言之，则不容强异。然道之广大悉备，悠久不息，而人之得于道者，有多寡久暂之殊，而长短之代胜，得失之互居，此小大广狭、浅深、高卑、优劣之所从分，而流辈等级之所由辨也。

《书》疏云：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天体圆如弹丸，北高南下。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，南极入地下三十六度，南极去北极直径一百八十二度强。天体隆曲，正当天之中央，南北二极中等之处，谓之赤道，去南北极各九十一度。春分日行赤道，从此渐北。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，去北极六十七度，去南极一百一十五度。从夏至以后，日渐南至。秋分还行赤道，与春分同。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，去南极六十七度，去北极一百一十五度。其日之行处，谓之黄道。又有月行之道，与日相近，交路而过，半在日道之里，半在日道之表。其当交则两道相合，去极远处两道相去六度。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。

黄道者，日所行也。冬至在斗，出赤道南二十四度。夏至在井，出赤道北二十四度。秋分交于角，春分交于奎。月有九道，其出入黄道不过六度，当交则合，故曰交蚀。交蚀者，月道与黄道交也。

苟无所蔽，必无所穷。苟有所蔽，必有所穷。学必无所蔽而后可。

学不亲师友，则《太玄》可使胜《易》。

主于道则欲消，而艺亦可进。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，艺亦不进。

以道制欲，则乐而不厌。以欲忘道，则惑而不乐。

有有志，有无志，有同志，有有志。观鸡与彘，可以辨志，絷猿槛虎，可以论志。谨微不务小，志大坚强有力，沉重善思。

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来今曰宙。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。千万世之前，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同此理也；千万世之后，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同此理也；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同此理也。近世尚同之说甚非。理之所在，安得不同？古之圣贤，道同志合，咸有一德，乃可共事。然所不同者，以理之所在，有不能尽见。虽夫子之圣，而曰「回非助我」，「启予者商」，又曰「我学不厌」，舜曰「予违汝弼」，其称尧曰「舍己从人，惟帝时克」。故不惟都俞，而有吁咈。诚君子也，不能，不害为君子；诚小人也，虽能，不失为小人。

宇宙内事，是己分内事；己分内事，是宇宙内事。

人心至灵，此理至明，人皆有是心，心皆具是理。

圣人固言仁矣，天下之言仁者，每不类圣人之言仁。圣人固言义矣，天下之言义者，每不类圣人之言义。圣人之言，知道之言也；天下之言，不知道之言也。知道之言，无所陷溺；不知道之言，斯陷溺矣。

右贤而左能，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。

道行道明，则耻尚得所；不行不明，则耻尚失所。耻得所者，本心也；耻失所者，非本心也。圣贤所贵乎耻者，得所耻者也。耻存则心存，耻忘则心忘（干宝《晋记》有耻尚失所之说。）。

求处情，求处厚，求下贤，欲行浮于名，耻名浮于行（先生因读表记书此语。）。

邪正纯杂系念虑，清浊强弱系血气。

朱、均、管、蔡，志不变也，非质不可变也。苗格、崇降，圣人有以变其志也。

后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，知责详于法而不知责详于人。

学者规模多系其闻见。孩提之童，未有传习，岂能有是规模？是故所习不可不谨。处乎其中而能自拔者，非豪杰不能。劫于事势而为之趋向者，多不得其正，亦理之常也。

道譬则水，人之于道，譬则蹄涔、污沱、百川、江海也。海至大矣，而四海之广狭深浅，不必齐也。至其为水，则蹄涔亦水也。

常人所欲在富，君子所贵在德。士庶人有德，能保其身；卿大夫有德，能保其家；诸侯有德，能保其国；天子有德，能保其天下。无德而富，徒增其过恶，重后日之祸患。今日虽富，岂能长保？又况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，故君者所以为民也。《书》曰：「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」。行仁政者所以养民。君不行仁政，而反为之聚歛以富之，是助君虐民也，宜为君子之所弃绝。当战国之时，皆矜富国强兵以相侵伐，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，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。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，以为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于死。推论既明，又断之曰：「人臣善战者服上刑，连诸侯者次之，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」。孟子在当时所陈者皆尧、舜之道，勉其君修德行仁，劝之以閒暇之时明其政刑，自谓以齐王犹反手耳。使孟子得用，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其朝，耕者皆欲耕于其野，商贾皆欲藏于其市，行旅皆欲出于其涂，天下之民尽归之，则无敌于天下矣。此理甚明，效可必至。当时之君，徇俗自安，不能听用其说，乃反谓之迂阔，可谓不明之甚也。

台之五邑，黄岩为壮。邑境之濒于海者，率三之二，故其地势庳卤，抱山接涂，川无深源，易潦易涸，非资乎畎浍之利，则不可也。官河贯于八乡，为里九十，支泾大小委蛇曲折者九百三十六，以丈计者七十五万。其泄水至于海者，古来为埭几二百，斯足以荫民田七十馀万亩。元祐间，罗公适持节本路，知此邑之水利为详，因其埭之大者，增置诸闸，今之常丰、石秋、永丰、周洋、黄望，皆其遗迹也。岁月之久，无所是證。前后兴修者，往往功力不至，随成随坏，遂谓诸闸终不可建，惟漕运干官谢敷经、乡士支汝绩、陈谦、徐弗如、陈纬深知其利病。淳熙甲辰之冬，蜀人勾公昌泰为常平使者，按行田野，悯闸事不修，于是用其议，有请于朝。孝宗皇帝深嘉之，出度僧牒，为直一万四千缗。勾公以本司钱六千缗成其役，乃檄宁海丞永嘉林季友、邑丞四明刘友直董其事，又委乡寓居与士人分领之，而武学博士蔡镐于规摹条画尤所究心。自乙巳仲春首役，至孟冬讫事。所建者六，回浦、金青、长浦、鲍步、交龙、斗门是也。增修者三，周洋、永丰、黄望是也。于是置庄以守之，垦田以赡之，择人以主之，有钩索以备其器用，有夫匠以供其役使，其所须者，纤悉具至。连岁之间，民浮其利。乡人追念先贤始事之勤，相与筑为堂宇，肖其象而祠之，所以报也。岁在甲寅，提举李公谦以永丰之闸又复废淤，从而新之，再建常丰混闸。三年，提举李公太性复修周洋，及建常丰清闸。丙辰秋，大熟未穫，巨潦相仍，自此闸政难于修举，民方忧之。常平使者李公洪以新职升辞，遂以本路盍所兴行者请于庙堂。时丞相谢公以元枢秉大政，因言黄岩建闸利害。李公下车未几，深注意焉。询访乡之贤德士庶，考究其实而奏闻之。圣意嘉纳，有旨：拨封桩库六千缗，修混水、鲍步，重建金青、黄望、长浦、交龙等闸。黄望易其旧址，依山之岩石，凿而为之。邑丞付坦、簿温良臣、尉徐士表、乡官新监尤藏、封桩库赵师雍、新常熟县簿鲍端亨及乡士之公勤端实者分治其事，又以军事判官赵师伋而总隶之。时郡太守直阁叶公贽以农事为重，恪于奉承，凡所施行，人不敢慢。役兴于己未之良月，工毕于庚申仲春之闰，当农务之隙，役不告劳，人不告病。或者谓其讲究详尽，区处得宜，所以功过于畴昔也。夫平为福，有馀为祸，物莫不然，水尤其甚者。方水之潴于闸也，浅者资灌溉，深者备事罥。闸之为利，可胜言哉！迨其秋成之际，风如颓山，雨如翻海，虽有百闸，岂能为益哉？故乡者数闸之修，不能当丙辰己未风雨之变。是不然。一岁一熟者，事之常也。风雨之灾，或十年而小变，或百年而大变。己未之潦，水高于闸者数尺，踰月而退，是几十年而小变也。丙辰之潦，水高于闸者寻丈，五旬而后退，虽乡之耆老，未尝睹之，是几于百年之大变也。讵而可忘一年一熟之利，而胶于十年、百年或变之说乎？修人事以应天者，理之常。舍人事而不修者，则必有饥贫困苦之患。况此邑之民鲜有谋生之利，其所以奉公营私，仰事俯育者，一出于稼穑，可不念哉？是用叙其始末，书其工役，纪其日月，以告来者云。